历史将证明价值
《朦胧诗选》序
作者: 谢冕

中国当代诗歌有过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它以囊括了当代生活的胜利和挫折的全部丰富性而宣告这一发展的极致。一代为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建设而讴歌的诗人,以他们与时代高度和谐的诗的强音,赢得了历史性的评价。这一诗的时代因毁灭文化的一场“革命”而消隐。动乱结束以后,迎来的是全面更新诗歌的新的诗潮的兴起。强大而又自信的因袭力量,对这一新诗潮进行了不容思考的拒绝和排斥。它们的谴责使诗的探索遭到严重的挫折,甚至造成了生存的困难。然而,诗歌艺术的由枯竭而滋荣,由灭绝而新生,作为一种历史的规律却非任何人为的力量所能抗拒。

正如社会的发展一样,停滞乃至倒退之后,变革乃是唯一的选择;诗歌艺术的发展,伴随那业已产生的异变,以新的探寻来扩展、补充、乃至取代原有的艺术积累也是不可避免的。有否定方能发展,有批判方能更新。在诗歌新潮到来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此种观念的,历时数年的“朦胧诗”论战,即产生于这一客观现实之中。

这一论战迄今尚未结束。看来,要论战的各方各自收回自己的见解或是彼此说服都是困难的——他们之间,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所拥有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分歧,想在短时间内加以消弭是不可能的。然而,既然新诗的变革已是事实,明智的态度只能是承认它的存在(——力求客观地描绘产生的必然,并研讨它的特质,从而估量它的价值),而不是其它。

在论及新诗潮的涌现时,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它的时代性。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变态时代,颠倒了由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场空前的动乱中蒙受了耻辱与灾难。在浓重的失落感中萌发出来的追求与寻找,既给这些诗篇蒙上一片迷惘与感伤的情调,又浸透着不甘湮没与泯灭的内在力的冲击与奔突。它并不如诸多谴责所认为的那样,是游离乃至背离于时代的,恰恰相反,人们从这些情感的多面晶体中可以把握到这个动荡的、繁复的、如今正面临着历史性转折的时代的折光。

可以为诗骄傲的是,在所有的文学艺术样式中,它最先、最丰富、也最全面地保留了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情感的投影。这些投影不同于我们业已熟知的那种全知的描摹与再现,它断然排斥了直接观照的方式,而代之以总体象征性的对于生活,特别是人们内心情感的创造性表现。对于曾经有过的那种排斥了诗人主观情感的被动地直述和直描,它是无情的反叛。想在这些诗中寻找关于实际生活的图解与阐析,只能是徒劳。注重诗人自我的内心世界对于客观事物和社会生活的溶解和包容,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人们已经习惯了详尽说明的“明白”的诗,他们把这视为诗的必然的和仅有的属性。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用诗来配合生活中的这个或那个重大的政治性行动,他们把这视为诗的唯一的职能和目的。一旦新诗潮中涌现出不同于此的作品,他们便在那些扑朔迷离的意象迷宫中茫然失措,他们为“读不懂”而焦躁气闷。于是他们进而责备这些诗人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可以说,传统的诗观念与变革的诗观念彼此撞击而迸发出的火花,促使激动的乃至引起愤怒。这当然不是由于误会,这是当代诗歌走上刻板和单调的模式之后,必然产生的观念上的冲撞。

一首难以理解的诗,并不等同于不好的或失败的诗,除非它是不可感的。一些人在这些诗面前的焦躁,多半是由于他们的不能适应。他们习惯于一览无余的明白畅晓的抒写。他们的欣赏心理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并不了解,好的艺术是诗人与读者的共同创造,它们总是期待着欣赏者对于作品的加入。它们把自身未完成的开放式的(而不是封闭式的)存在付与欣赏者。此即属于可谓“未完成美学”的范畴。此类诗的创造,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最大可能地调动欣赏者的创造欲望,吸引他们的参与。这是一种双向的有一定规范性的自由活动。可惜不少诗歌的批评者和欣赏者,对此缺乏谅解。

他们难以理解如今这种诗歌结构上连续性和直线型的终止和以大跨度跳跃为主要标志的分割完整形象的间断突变型的尝试。他们尤其不能容忍诗人着意隐匿自己的意图,尽量让别的东西说话,而不是如同往日那样诗人是作为全知的存在。一些人之所以产生那种因诗意的朦胧而迸发出来的愤懑,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总是固执地要求诗明白无误地说明,而不准备自立而主动地通过再创造去感知它。

新诗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诗的朦胧性的呈现,是触发诗坛情绪激动的动因之一。这原是现代艺术潮流中并不新鲜的话题,许多现代艺术大师对此都有过精彩的论述。他们确认准确的描绘并不等于真实,描绘可见的东西并不说明艺术家的独创;把不可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往往说明才能。至于诗的主题的模糊性和多重性,更得到现代科学的有力佐证。科学的发展启示我们,对象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有难解之缘。系统科学承认,凡与人有关联的各种系统,均存在模糊性。当代诗歌既然把人的复杂存在作为表现的基本对象,诗作为人的复杂精神的对象化,当然就具有朦胧的特性。封闭的时代业已结束。

随着时代的开放而来的,必然是艺术的开放。对于诗人的创造,要是没有自由地采用适宜的艺术形式,从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权力,诗歌的革新并到达繁荣只能是侈谈。当代诗歌在近年的发展,最先具有此种反抗因袭的艺术惰性的性格。它曾遭受非难。但它无疑将为新诗艺术的更新提供条件。

陌生的、让人惊诧的“古怪”诗风的出现,使许多诗失去传统的明朗色调,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氛围。诗变得费解或不可解了。它意蕴甚深却不求显露;它适应当代人的复杂意识而摒弃单纯;它改变诗的单一层次的情感内涵而为立体的和多层的建构。模糊性使诗歌的错综复杂的内涵的展现成为可能。急速的节奏,断续的跳跃,以及贯通艺术诸门类手法的引用与融汇如电影蒙太奇的剪接与迭加,雕塑的立体感,音乐的抽象,绘画的线条与色彩。这些“引进”,都使新诗艺术有一个突进的扩展。这更加重了这些新诗潮对于已有新诗的挑战性。

原有的艺术经验显得不够用了,或不很重要了,于是便出现关于忽视乃至“蔑视”传统的现象。但正如罗丹说的,“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既存的偏见,而表现他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要是说,新诗潮在它初起之时,有感于因袭力量的羁束所造成的诗的困窘与衰竭,从而表现出对于传统的某种程度的批判意向,应当认为是合理的。每一代人都在否定和批判传统,每一代人也都在创造和丰富传统。

被称为“朦胧诗”的这一变革新诗的现象一经发生,诗坛旋即掀起一场广泛的、时间跨度很长的论战。由于艺术偏见的深刻和积习的沉重,加上种种复杂的非艺术因素的干扰,这一新的探求所遇到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前一时期甚至表现为人为的窒息。

无庸讳言,这些诗确象初潮的涌现,是幼稚的和探索性的。它们有不可回避的缺憾和不足,例如某些诗篇过于夸大破碎形象的偶然拼凑,甚至浮表地满足于浅层次的象征和繁冗的装饰,相当数量的词语不合常规,无节制地使空茫的意象充斥诗中,而使作品的可感性达于低点……但这一切正如培根在《论变更》中所述:“一切生物的幼儿在最初的时候都不好看,一切变更也是如此,变更者时间之幼儿也……时间是转动不停的,所以固执旧习,其足以致乱与革新之举无异;而过于尊祟古昔将为今世所贻笑也。”时间最终将证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中国出现的诗的变革运动,其意义是深远的。

当所谓的“朦胧诗”处于逆境时,人们寻找这些材料也感到了困难。当时辽宁大学中文系四位同学阎月君、梁云、高岩、顾芳,在该校老师的支持下,编选印行了《朦胧诗选》。这是当代新诗有特色的一个选本:它集中显示了新诗潮主要的组成部分的创作实力。诗选对这些有着大体相同的追求目标和在这一目标下表现了大致相近的创作倾向的诗人群,作了最初的总结与描写。入选者大都是此中艺术个性较突出、创作实绩较显著的。当这些诗歌受到形形色色的压力时,编者的举动无疑是无声的抗议与声援。时间过去了将及三年,如今当编者再度扩编她们的诗选,诗歌的发展又处于一个令人昂奋的转折点上。许多人都在这个“冬天里的春天”的美好季节中感受到了生活跃动的活力。

新的生机勃发的诗歌在向我们招手。但回首诗歌在新时期崛起的艰准命运,我们的心情有不无悲凉的欢悦。中国的艺术也如中国的社会一样,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诗力自己的未来不惮于奋斗,诗也就在艰难的跋涉中行进。如今是生活的发展宣布了障碍的消除。新诗潮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便是:它究竟要以怎样的前进来宣告自己的成熟。

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之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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